張瀞文/當「直球對決」的領導人選擇後退　賴總統在糾結什麼？

文/張瀞文（資深媒體人）

賴清德總統向來以「直球對決」著稱。

從台南市長、行政院長到總統，他的政治風格一貫鮮明：立場清楚、價值先行、不打模糊仗。在台灣政治文化中，這種作風往往被視為果斷與勇氣的象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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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如此，他近日的表現才顯得格外耐人尋味。

12月21日，賴總統出席中華民國公立醫院協會舉辦的「醫療韌性、守護健康台灣」研討會。照理說，這是一場以公共醫療體系與政策韌性為主軸的專業場合，但賴總統卻在致詞時，將焦點轉向中央政府總預算尚未通過的政治僵局。

他向醫界表示，由於總預算仍卡在立法院，許多政策無法推動；並進一步請醫師們若在門診服務時，剛好遇到在野黨立委，或是他們的親朋好友，「順便幫忙說一聲」，希望能促使總預算儘速過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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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氣看似輕描淡寫，卻暴露出一個不尋常的現象。

一個不尋常的對象選擇

依照憲法規定，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，原本就必須在前一年度最後一天前完成審議。以2026年預算為例，法定期限是2025年12月31日。預算延宕，在分立政府體制下並非罕見，也不是突如其來的危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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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令人困惑的，不是預算為何卡關，而是總統選擇向誰喊話。

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，預算僵局屬於典型的政治問題，其解方理應出現在政治場域：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談判、妥協與交換。總統若要施壓，對象理當是立法院、在野黨領袖，或至少是公開的政治辯論。

但賴清德卻選擇在專業研討會上，向醫師這樣的非政治角色間接喊話，期待他們成為社會壓力的傳遞者。這種「繞道式溝通」，本身就是一個訊號。

分立政府，卻未完全接受分立現實

賴清德所面對的政治結構其實相當清楚：他是一位在40%選票結構下當選的總統，而立法院則由在野黨掌握多數。

這不是制度異常，而是標準的分立政府（divided government）。在多數民主國家，分立政府意味著權力共享，也意味著行政領導人必須具備高度協商能力。

問題在於，分立政府所要求的政治性格，與賴清德長期展現的領導風格，並不完全相容。

賴清德擅長的是價值型政治——將議題轉化為方向正確與否的選擇題；而分立政府運作的核心，卻是利益、籌碼與優先順序的交換題。在這樣的場域中，對手不是被說服的對象，而是必須被承認為對等的談判者。

這樣的轉換，對任何強調道德清晰度的領導人而言，都是心理門檻。

從直球對決，到角色退居二線

觀察近來的政治動態，可以發現一條清楚的軌跡。

行政院長卓榮泰被推上制度衝突第一線，承擔不副署的政治風險；司法院憲法法庭大法官被捲入高度政治化的憲法爭議；如今，連專業的醫生社群也被期待在社會層面「幫忙說服」。

這些行動未必違法，但共同點在於：總統本人刻意避免成為與立法院正面交鋒的主體。

從政治心理角度來看，這更像是一種防衛性調整，而非精心設計的權力布局。當一名領導人習慣以「我代表正確方向」自我定位，卻被迫面對「我必須分享決定權」的現實時，最自然的反應，往往不是直接談判，而是透過制度、程序或他人之手，來緩衝衝突。

專業動員的代價

請醫師「順便幫忙說」的真正問題，不在於一句話是否失言，而在於角色界線的模糊。

醫師之所以享有高度社會信任，正是因為其專業角色被視為超然於政治衝突之外。當政治領導人開始期待專業社群成為政治僵局的施壓工具，短期或許能製造輿論效果，長期卻會削弱專業中立與政治責任的清楚分界。

預算若未通過，責任終究應回到民選政治人物身上，而非轉嫁至社會信任度更高、卻缺乏政治授權的群體。

這場總預算爭議甚至目前的憲政僵局，與其說是朝野對抗，不如說是一場領導風格的適應測驗。

分立政府不是用來突破的障礙，而是必須被管理的現實。真正的考驗，不在於誰比較強硬，而在於誰能在權力不完整的情況下，仍然維持制度運作。

對賴清德而言，這意味著一個艱難卻必要的轉變：從價值的宣示者，轉為共治的協調者。

這樣的角色，或許不如直球對決來得痛快，也不如道德動員來得熱血，但它才是分立民主中，最具制度含量的領導形式。

問題只剩下一個：賴清德是否願意接受，不是每一場政治戰役，都該由總統站在道德高地獨自衝鋒？

在民主政治裡，成熟往往不是表現在衝得多快，而是體現在能否坐下來，承認現實，並在不完美中完成治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