許文忠/新白色恐怖的憲政疑問　司法與總統為何可以自行定義誰是敵人？

文/許文忠（台灣社會共好論壇研究員、暨大國企副教授）

近年來，一種令人不安的現象正在台灣社會逐漸成形：人民不是因為具體、明確的犯罪行為受審，而是因為被指認為「敵人」而遭到司法追訴。這種以敵我劃線、先定性再審判的邏輯，讓人不禁要問：在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下，司法檢調與總統執政單位，究竟憑什麼可以自行定義誰是敵人？

這正是「新白色恐怖」最核心、也最危險的憲政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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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法律根本來看，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，從未宣告兩岸互為敵人，也未將兩岸關係定義為互為境外的國際關係。憲法所處理的，是「尚未完成統一前」的特殊治理狀態，而非敵對宣戰架構。在此憲政前提下，法律並不存在一個可以由行政權、檢調機關或執政者自由填寫的「敵人名單」。

正因如此，當「敵人」這個憲法與法律都未明文存在的概念，被引入司法實務，問題就不再只是個案爭議，而是制度性危機。司法審判，依法只能針對具體行為是否構成犯罪，而不能以政治立場、思想傾向，或由權力者自行界定的「敵我關係」作為前提。一旦先認定對象是敵人，再回頭拼湊罪名，那已不是審判，而是非法審判。

這正是新白色恐怖與過去歷史最令人警惕的相似之處。不同的是，今日不再需要戒嚴令，也不必公開宣告思想犯罪；只要透過模糊的國安話語、無限擴張的「敵對勢力」解釋權，就足以讓司法成為政治工具，製造一樁又一樁冤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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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更令人憂心的，並不只是執政者權力的擴張，而是在野黨的集體沉默。無論是國民黨或民眾黨，當面對「誰是敵人」被行政權與檢調自行定義的現象，卻未能從憲政高度提出根本質疑，某種程度上，已形同默認這套危險邏輯的存在。一旦在野勢力也接受「只要被貼上敵人標籤，就可以被這樣對待」，那麼今天被宰割的是他人，明天就可能輪到自己。

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，不是誰執政誰就有權定義敵人，而是沒有任何人、任何機構，可以凌駕憲法，自行決定誰不再受憲法保障。當司法不再問「你做了什麼」，而是先問「你站在哪一邊」，那不只是法治的倒退，而是憲政的崩壞。

新白色恐怖，從來不是一夜之間降臨，而是從社會默許「敵人可以例外」開始。當在野黨選擇沉默也默認大陸是敵人，當人民選擇習以為常，冤獄就不再是意外而是自戕，成為制度的必然產物。